中共上海地下党打入对手内部改变敌我力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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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彩楼《上海早晨》,水彩,中华艺术宫藏

  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多支国民党武装力量起义,进一步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摧折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起义的前国民党军官们还通过同僚、同学、同乡等关系影响了更多的国民党军队投入人民的怀抱。在这些起义的背后,都有着中共上海地下党活跃的身影。正是他们卓越的策反工作,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的强大正面攻势,加快了上海解放的过程,并将战争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破坏降低到最小程度。

  六名共产党员策动2500人起义,热情的解放区军民让起义官兵感动不已

  国民党伞兵始建于1942年,最早称为突击总队,直属于陆军总司令部,是国民党武装中的精锐部队。到1948年时发展为三个团和四个直属营,每个团官兵约2500人,主要由国民党内优秀青年军官以及大学生组成。1949年1月,伞兵三团与伞兵一团、二团一起被蒋介石调至上海驻防。对于这支精锐力量,蒋介石自然寄予厚望,亲自召见了伞兵三团团长刘农畯予以诫勉,希望这支嫡系部队能戮力抵抗。然而,让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刘农畯在这个紧要关头却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1949年4月4日晚,中共上海局策反委负责人之一的李正文受党组织的委托,正式宣布中共上海局策反委的决定,批准刘农畯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对刘农畯有过长期观察考验,早在1948年刘农畯还驻扎南京时,就和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以及国民党预备干部总局的进步青年贾亦斌等计划率领伞兵三团、国民党预备干部总队等部队在南京发动起义,后因形势变化,原起义计划中止。刘农畯随伞兵三团移防上海后,又调派一个营的兵力给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地下党指挥,负责地下工作交通线的安全;之后又拿出5000银元支持中共在上海开展统战工作。正是基于刘农畯长期良好表现,中共上海局策反委才做出批准其入党的决定。

  伞兵三团驻防上海后,在中共上海局策反委的指导下,伞兵三团内周其昌、刘农畯、陈家懋、李贵田、孟虎、谢易清等六名中共地下党员组建起了党支部,由中共上海局策反委派遣的中共地下党周其昌担任书记。这六人是通过不同路线打入伞兵三团,有些人彼此之间不知道身份甚至相互提防忌惮,直到1949年1月才知道对方原来是党内同志。

  1949年3月底,刘农畯向党组织汇报了伞兵三团即将由海路被撤往闽、台的消息,中共上海局策反委经反复研究,最终决定三团在南撤途中举行海上起义,全团官兵改航驶向解放区连云港。上海局策反委成员李正文做出指示:“现在我解放大军即将渡江作战。为了迎接解放军渡江,我们要利用国民党军将伞兵南调的机会组织伞兵在上海起义,把部队带到解放区,以便在政治上、军事上、心理上给敌人以意想不到的打击。”

  不过,起义面临着重重困难。从内部来说,伞兵三团内只有寥寥数位中共党员,实施起义在军官和士兵中的基础薄弱;从外部来说,有国民党海军的军舰在吴淞口外监视,天上还有美国的飞机在巡视,起义后能否安全脱身没有把握。伞兵三团党支部请示了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后,落实了各位成员的具体分工:周其昌、孟虎负责从各连、营抽调一些骨干组成新的纠察队;陈家懋控制弹药、李贵田负责舰位分配和装载;通讯连负责架设电话,装置广播。刘农畯掌握指挥塔和全盘。

  1949年4月13日下午,伞兵三团所乘坐的坦克登陆艇顺利驶出长江口,起义已经是箭在弦上了。晚上10点,刘农畯召集副团长以及各营营长前来开会,宣读一份电文:“国防部急电:伞兵三团立即开赴青岛执行紧急任务……”军官们听到之后一片哗然,此时青岛已在解放军重重包围之下,成为一座“孤岛”,此时去青岛,岂非自投死路?但摆在面前的电译码及译稿原文却全无破绽,不同寻常的是,这次会议中有众多纠察队环立周围。军官们面面相觑,做不得声,但心中已有大致的猜测。此时刘农畯霍然起身,下达命令“船只立即调头,开往青岛”。随后让纠察队把军官送回各自舱室并控制起来,同时命人拆除无线电装置。

  当夜船上和海面一样风平浪静,但到第二天早上士兵发现太阳升起的位置不对了,甲板上开始有惊异喧哗之声。伞兵三团党支部成员决定分头出动,先找一些可靠的骨干军官谈话,把他们争取过来,再做士兵的思想工作。这项工作并不容易,有些军官当场表示愿意跟随团长起义,但也有军官表示有顾虑,认为美国人不会坐视不管,到时候派军舰拦截甚至派飞机轰炸怎么办。当日下午4时,刘农畯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宣布伞兵三团将不再为蒋介石卖命,而是投奔共产党。虽然大部分军官已经猜到大概会发生什么,但现场仍然一片喧哗。有军官提问:船上有多少共产党?刘农畯回答:党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士兵中已有一半以上支持我们。又有军官询问,既然是起义,共产党的代表在哪里?党支部成员陈家懋回答: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欢迎你们到解放区去,为人民立新功。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是:保证生命、财产不受侵犯,愿意参加革命的改编为解放军,愿意回家的发足路费。”于是,大部分军官表示支持把船开到解放区、投奔共产党,少部分冥顽军官被纠察队控制了起来。伞兵三团士兵的思想工作要比军官的容易做,对起义投奔共产党只有欢呼没有抵触,他们纷纷摘掉国民党的帽徽、领章扔进大海。

  1949年4月15日上午,搭载伞兵三团2500名官兵的坦克登陆舰驶进连云港,解放区军民杀猪磨面,腾房让铺,文工团来慰问演出……让这些前国民党官兵感动不已。4月18日,伞兵三团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电,汇报起义经过并表达了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建设新中国的愿望。4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新闻《国民党伞兵起义二千五百余人参加解放军》。5月18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复电慰问: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

  武器装备比正规军更精良的机动车大队起义,迎接解放军进入上海

  1959年电影《战上海》中,几位地下工作者正在紧张地商谈,这时窗外传来凄厉的警笛和闪烁的灯光,地下工作者们紧张了起来,起身到窗口看到几辆“飞行堡垒”警车呼啸而过,才放下心来。老上海的市民对电影中这种“飞行堡垒”不会陌生,这种装甲警车隶属于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机动车大队是上海市警察局在接收陆军装甲兵教导总队战车第一团装甲车营的基础上组建而成,名义上是警察,但人均装备的武器和车辆比国民党正规军还要好,全大队有警员300多人,下设有4个装甲车中队,每中队有10辆装甲车,甚至还有日制轻型坦克;轻武器方面配有迫击炮10门、机关枪30多挺、步枪200多支、电台4部。

  1949年3月7日,毛森接替俞叔平任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为了完全掌握机动车大队这支精锐武装,毛森委派其亲信、军统特务缪琅任大队长,而原大队长钟敏以及第一中队长喻飞则被明升暗降调去总局保安警察处。早在1948年下半年,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就开始对钟喻二人进行策反,对于中共上海局策反委提出的让他们配合上海解放的要求,钟敏表示愿意尽力,而喻飞则表示一定听从,投向人民。虽然他们已经被毛森调走,但名义上仍是机动车大队的上级,能间接指挥机动车大队的行动。

  1949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占了上海大部分地区,剩余国民党残余武装据守在苏州河以北的建筑和工事内。毛森试图调遣机动车大队的40辆装甲车至苏州河北布防,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得悉这一情况后决定立即策动机动车大队起义,不让毛森的阴谋得逞。

  此时的上海警察局代局长已经是陆大公,由于毛森打算自己逃命,急需一个炮灰替他维持上海警察局的局面,因此把当时处于半闲置状态的陆大公推向台前,任命他为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及代局长。陆大公此前早已经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据他回忆,中共上海地下党员肖大成向他传达党的决定,命他消除顾虑前赴市警局接任代局长,并且还以“义务警察人员”的身份为掩护陪他共同到市警局,首先把义务警察领导权牢牢抓到手里,随后又命令警备科副科长喻飞迅即陪同肖大成一道前赴机动车大队部,把该部武装部队和机动车队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以准备应付万一的事发。此时毛森虽然已经交出警察局长职务,但依然在发号施令,让机动车大队派装甲车保护自己撤离。机动车队部来电话向陆大公报告此事,陆大公在电话里坚决指示“不准派”。并立即命令将原来停放在市局本部门外的两部装甲车,也调回大队去集中待命。至此机动车大队已经完全脱离国民党掌握。

  下午二时半,起义工作准备就绪,机动车大队全体官兵在江宁路大队部集中,正式宣布起义。喻飞下令:一部分装甲车悬挂白旗开往沪西虹桥路、西站、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等地,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其余装甲车则在市区担负警戒,维持治安,防止敌军警垂死挣扎破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上海的重要设施。

  重庆号全舰火炮上仰60度炮口朝天他们中走出人民海军奠基者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火力最强、航速最快、排水量最大的巡洋舰,也是国民党海军的旗舰——“重庆号”巡洋舰起义。起义士兵们原先担心舰长邓兆祥会阻挠,没想到邓兆祥得知起义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进行的,并在询问了舰上各方面情况后,立即毫不犹豫地参加起义。一场基层士兵发动的起义,身为军舰上军衔最高的舰长邓兆祥为何毅然决然地响应呢?

  1949年的国民党政府已经一派衰败残破的末日景象,政治上信誉破产,经济上面临崩溃,让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厌恶失望到极点。重庆号巡洋舰上的军人也不例外,尤其是上一年重庆号被派往葫芦岛参与对解放军阵地的炮击以及运送国民党伤病员的任务,一些进步的海军官兵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内战政策有抵触情绪。重庆号的轮机少尉蒋树德与雷达少尉王淇谈了重庆号东北归来后,舰上士兵和下层军官思想变化、酝酿起义的情况,告知王淇舰上的雷达少尉莫相传、枪炮少尉曾祥福已做了许多工作。他们暗中联络官兵,先后发展了王继挺等40余人,组成中坚力量,共同策划起义。并表达了渴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搞武装起义的想法。王淇随后将情况反映给其胞弟、中共地下党员、金陵大学学生王毅刚。1949年初,王淇通过王毅刚与中共南京市委取得联系。市委书记陈修良派史勇与其见面,并通过王淇与重庆号上的曾祥福取得联络。陈修良作出指示:一切要紧密依靠士兵群众,在舰上夺取武器,同时要注意策略,尽可能争取舰长和其他有技术有威信的军官参加起义。并请王淇等人写出计划,以供组织研究。经过酝酿讨论,莫传香将草拟的计划交地下党组织审查,内容包括:起义组织以士兵为主,军官作顾问;起义时发表告全舰官兵书;如何和解放区取得联系,进何港口;航行中的作战部署等。莫传香、曾祥福调离军舰后,起义组织由王继挺、蒋树德负责。

  由于重庆号停泊在海上,由上海指挥比较方便。上海局于1949年初作出决定,将军舰上的大部分策反关系(包括王淇等人的关系)都先后交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领导。中共上海局策反委书记张执一以及沙文汉都参与其事,随后,他们又决定策反委员会王锡珍具体领导负责。因为地下党处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之下,所以彼此之间并不清楚对方的情况,只能各自开展工作,分头并进。地下党官兵多方面做了工作,形成了“只要时机成熟,就能一呼百应”的形势。

  而在另一方面,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的张执一、沙文汉还利用关系,对重庆号的舰长邓兆祥进行了策动活动。同时,周围许多倾向于共产党的军官也在做他的工作。邓兆祥在思想上已经做好了起义的心理准备。

  于是,1949年2月26日凌晨,山东解放区烟台子午岛岸防炮阵地面对的海面上就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一艘银灰色的军舰出现在港口平静的水面上,舰上的火炮全部上仰60度,炮口朝天——这是表达没有开火射击之意;甲板上则有人摇动着白旗……

  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几乎是饱和式的,除了重庆号上多条线索并行策反之外:江南造船厂党组织派遣地下党员张兴昌,利用招工的机会,于1948年打入重庆号军舰锅炉房工作让他有条件时策动起义,或将军舰炸掉;而得知重庆号起义后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下令空军对其实施轰炸,但在中共上海局策反委的指示下,维修工人故意拖延轰炸机检修时间,使飞机延误一天起飞,而军械库和弹药库则偷偷拨歪炸弹尾标,并将过了有效期的弹药安装在敌机上,减弱它们的战斗力。不过,国民党空军的轰炸过于疯狂,为了避免军舰遭到更大的破坏,重庆号实施了主动自沉。

  1949年3月24日,毛泽东、朱德发来嘉勉电:“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已经日暮穷途。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重庆号起义后,陆续又有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等数十艘军舰起义,给国民党海军士气和实力上予以重创。而参加重庆号起义的官兵,日后大多成为新中国人民海军的奠基者。